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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论文代写
仁宗朝政治恐慌研究——以石介之死为切入点
作者:王魁 日期:2019/1/20 8:38:35 点击:

摘要

 

政治恐慌是朝廷在面对可能的危机状况时表现出来的一种紧张状态,面对政治恐慌,朝廷会采取一些非常态的措施以解决可能出现的危机。庆历五年石介的去世本来是一件极平常的事件,然而就是这样一眇小丈夫的死却引起了仁宗的关注。通过对石介之死这一事件的梳理,可以发现,石介之死一案的过度处理反映了仁宗朝当时面临的政治危机。宝元元年之后,仁宗朝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压力,当时国内各地灾异不断、盗贼蜂起,而朝廷中朋党之争也愈演愈烈。与此同时,宋夏和平关系开始破裂、宋夏战争打响。伴随着宋夏战争的发展,宋辽关系也变得不稳定,由此北宋被迫与辽朝签订了新的合约。尽管在庆历五年石介去世之时,北宋面临的这些政治危机都已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但通过夏竦等人对石介之死的解读,朝廷的恐慌氛围又一次上升,由此导致仁宗下诏查验石介生死虚实,而范仲淹、富弼等人也遭到贬斥。以石介之死这一事件为切入点,可以更为生动地观察到仁宗朝在面对政治危机时表现出来的政治恐慌。通过对仁宗朝政治恐慌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站在宋人的立场上理解时人在进行政治决策时的取舍,由此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仁宗朝的政治文化。

 

关键词:政治恐慌,仁宗朝,石介


 

 

ABSTRACT

 

 

 

Political panic is a state of tension in the face of possible crisis situations. In the face of political panic, the government will take some unusual measures to solve the possible crisis. The death of Shi Jie in the Qingli periods of five years was an ordinary event, but the death of "a little husband"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Renzong. By analyzing the death of Shi Jie,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excessive handling of the death of Shi Jie reflected the political crisis faced by the Renzong dynasty. After 1034, the reign of Emperor Renzong came under severe political pressure.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many disasters and thieve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clique faction in the court became more and more intense. At the same time, the peaceful relations between the Song and the Western Xia began to break up and the war star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ng and the Western Xia wa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ng and Liao became unstable, and the Song was forced to sign a new contract with the Liao. Although these political crises faced by the Song dynasty had been alleviated to varying degrees by the death of Shi Jie, the panic atmosphere in the imperial court rose again through Xia Song interpretation of the death of Shi Jie. As a result, Renzong investigated event of Shi Jie's death, while Fan Zhongyan and Fu Bi were also denounced. Taking the death of Shi Jie as the entry point, we can observe more vividly the political panic of the Renzong dynasty in the face of political crisis. By studying the political panic of the Renzong dynasty, we can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choices of the people in the Song dynas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the Song people, and thus we can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Renzong dynasty.

 

 

Keywords:Political panicRenzong dynastyShi Jie


 

 

绪论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七月,被后世誉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在兖州徂徕

 

家中去世。逝者长已,生前的恩怨自当随风而去,然而,在石介生前即已衔介甚

 

夏竦,此时虽远在并州任职,但听闻石介的死讯后,却向朝廷报告称介实不死。更

 

耸人听闻的是,在夏竦的报告中还牵连出了时为京东路安抚使、知郓州的富弼。夏竦称:

 

弼阴使(介)入契丹谋起兵,弼为内应夏竦的这一事后被证明无根之谈的报告,

 

在当时却引起了朝廷的疑虑,仁宗即刻下诏核实石介的生死,与此同时,富弼、范仲淹

 

等人被罢安抚使职任。此后范仲淹渐渐远离了北宋朝政中心,而其领导的庆历新政也宣

 

告结束。可以说,石介之死不仅仅代表了一个生命的结束,也深刻影响了仁宗朝当时的

 

政治走向。奇怪的是,石介在世之时为官不显,而其主要政治参与也大多限于他任国子

 

监直讲之时,所以石介本人政治影响力有限。然而就是石介这一眇小丈夫却激起

 

了当时朝廷的巨大政治波动,因此,探究石介之死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本身便是一个

 

有意义问题。

 

然而,比起探究石介之死及其影响更令人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为何这样一件政治

 

闹剧会在这一时期出现并且还在事实上影响了仁宗朝的政治走向?以我们今人的后见

 

之明来看夏竦给宋廷的报告,可以说荒诞不经。然而,我们认为荒诞的消息却被宋廷在

 

一定程度上采纳且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因此,这一消息在宋人看来或许并不荒诞(至

 

少宋仁宗有所怀疑)。所以我们有必要站在同情之理解的立场上,回到石介之死发生时

 

的历史现场,还原当时人们真正的所思所想,理解他们面对石介之死的不确定性所带来

 

的政治恐慌,这是本文的根本目的所在。

 

宋仁宗是宋代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而仁宗在位的这一时期可以明显地分为

 

两个阶段。从天圣元年(1023)到宝元元年(1038)这一时期为第一阶段。石介曾热切

 

地赞颂这一时期皇宋运熙泰,四圣崇道德。百蛮皆臣顺,万物遂生殖。七八十年间,

人不闻金革。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天下承平的局面却被之后的宋夏战争所打破。

 

1038 年之后,随着宋夏战争的爆发,仁宗朝的政治局势日益紧张,进入了仁宗朝的第二

 

阶段。宋夏战争中宋方屡吃败仗,与此同时,宋辽关系也因宋夏战争而变得不稳定;而

 

潜伏在宋朝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也一并迸发,朝堂上朋党之争愈演愈烈,朝堂下游寇之

 

患层出不穷。随着宋夏、宋辽和议的达成,仁宗朝似乎再一次迎来天下承平。然而,

 

这一时期的宋廷却要面对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立储。可以说 1038 年之后的仁宗朝

 

朝政便处于不断的内忧外患之中。而不断的内忧外患也使第二阶段的仁宗朝处于一种巨

 

大的政治压力之下,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压力下直接促成了仁宗朝的一系列政治改革,

 

也激发了一大群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理想的士大夫的政治参与。

 

但同样不可忽略的是,这样的一种环境无疑也为政治恐慌氛围的传播提供了绝佳的土

 

壤。而石介之死之所以能够被人利用且产生实质影响,无疑跟仁宗朝此时的政治氛围息

 

息相关。因此,研究石介之死这一事件,我们不仅要搞清楚这一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

 

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这样一件仁宗朝时期的过激政治事件来管窥当时的政治环境,以

 

期能够达到对仁宗朝更为全面的认识。

 

 

 

二、研究综述

 

 

(一)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全面地梳理石介之死

 

这一事件。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有石介早年的交游、石介的政治立场、夏竦与石介关系

 

之演变、庆历新政中的党争等等。相较而言,正如我们印象中的石介总是以宋初三先

 

之一的形象出现,所以学界对石介的研究也大多只限于对石介思想的研究,尤其是

 

其鲜明的反佛立场和民族主义立场更是成为当今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然而此类研究大多

 

只限于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石介文章所反映的思想主题,对理解本文所要探讨的仁宗

 

朝政治氛围帮助甚小。不过也正如我们上文看到的,石介本人其实与仁宗朝政治尤其是

 

庆历新政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学术界也有部分文章关注到了石介与仁宗朝政治的关系,

 

具体而言有:

 

潘富恩、徐庆林的《论石介》,作者从石介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两个角度出发,

 

分析了石介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进步思想观念。作者认为正是由于石介身上所表现出来的

 

进步观念,所以石介站在了范仲淹等人的立场上,对庆历新政采取支持的态度。然而作

者也承认,他们的文章发表的时代,石介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对石介的研究其实并不

 

充分,且作者对石介研究的焦点也集中在其作为一位思想家的立场上,因此与石介相关

 

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作者并未深入涉及。

 

王京生、张传功的《从夏竦告变看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研究的事件便是本

 

文所谓的石介之死。正如文章标题所显示的那样,作者认为庆历新政的失败,直接

 

原因就是夏竦告变。作者在文章中详细地分析了夏竦告变的始末及其原因。作

 

者认为夏竦告变是新党与旧党矛盾激化的产物,同时由于新党在政治上失去了仁宗

 

的信任,所以庆历新政最终走向了失败。作者这样的观点,也正是当今学术界对庆历新

 

政失败原因的普遍认识。但单就夏竦告变这一事件来说,作者的分析却忽略了当时

 

宋朝面临的外部环境威胁,也即辽与西夏对宋朝边境的威胁。否则夏竦的告变介实不

 

死,弼阴使入契丹谋起兵,弼为内应。便没有一点意义。

 

李峻岫的《石介交游考》详细考证了石介的交游对象,并将其分为门生师友和宰执官僚两类人群。通过作者这种基础性的考证工作,可以清楚地看到石介本人的活动领域,同时也可以直接地看到石介与范仲淹和夏竦等人的恩恩怨怨。尽管作者并没有进一步分析石介本人的政治活动,且作者的考证难免有静态观察之嫌,但对于本文主旨的研究还是有很大帮助。

 

张兴武的《<庆历圣德诗>与北宋中期政治文化的转型》将视角对准了石介在庆历三年(1043 年)创作的《庆历圣德诗》对北宋政治文化的影响。作者认为石介的《庆历圣德诗》是北宋中期政治、学术与文学三者强力互动的结果,同时该诗的创作也标志着北宋朋党之争由权力之争转向意气之争。作者的这一观察可谓十分敏锐。但该文对北宋中期政治文化的转型仅着眼于朋党之争的转变上,也即儒家的政治理念开始在朋党之论上占据主要话语权。但这种转变与其说是整个北宋中期政治文化的转变不如说是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对政治文化的理解。而这些新党人员尽管一度掌握了整个北宋中期的政治话语权,但他们最后终究还是失败了,因此,北宋中期可能还存在另一种强大的政治文化,而这种强大的政治文化或许才是整个社会的主流。而这样一种政治文化为何,也是本文要研究的重点。

 

(二)、尽管石介一度相当深入地参与到了北宋仁宗朝政治,但以石介为中心来研究仁宗朝政治的文章并不多。不过,许多研究仁宗朝政治的文章尤其是研究庆历新政与

朋党之争的文章会涉及到对石介相关问题的研究,例如:

 

陈植锷的《从党争这一侧面看范仲淹改革的失败》认为庆历新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庆历党争。作者将这时期的党争分为四个阶段,而石介之死所诱发的夏竦谗谤便是第四阶段党争最重要的表现,并且直接导致了范仲淹等人的下台。同时作者在文章中也分析了北宋朋党之争形成的历史背景,作者认为北宋皇帝采用异论相搅的策略无疑是是党争的导火索。同时由于自真宗以后,朋党之争与宫廷之争纠缠在一起,由此导致北宋的朋党之争变本加厉,而北宋文人好持苛论,务为高名的劣根性也成为了党争的助推器。以本文研究的仁宗朝政治来说,作者的这些观点对笔者启发很大。可以说,仁宗朝后期的政治活动,党争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席位,也正是由于朋党之争的扩大,

介之死这一平常的事情才能够被夏竦利用并成功地完成了对范仲淹等人的最后一击。

 

漆侠的《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读欧阳修<朋党书>后》开宗明义地指出范仲淹等人是以一个政治集团的面貌出现的,而所谓的范仲淹集团包括:杜衍、欧阳修、石介等。他们多出身于地主阶级中下层,他们在政治改革上有着共同的认识。尽管作者在文中并没有深入介绍石介其人其事,但作者对于范仲淹集团共性的分析,还是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来理解石介个人的政治活动。但同时,尽管依据作者的阶级划分法,可以将石介划入范仲淹集团,但作者这样一种静态的观察其实也有它的缺点所在,即忽略了个体的特殊性所在。以石介为例,尽管石介也像范仲淹、杜衍一样,家境贫困,但不同于他们的是,石介仕宦经历远远不如他们丰富。作为一个政治家,尽管早期的生活经历会给个人的政治选择带来影响,但更为关键的还是后期的政治参与。因此,分析石介个人的政治选择,更重要的还是要从石介个人的政治参与着手。

 

庞小翠的《夏竦与仁宗朝政治研究》研究的主题是夏竦的个人政治活动及其与仁

 

宗朝的政治关系。就与本文关系密切的石介之死这一事件来说,作者对这一事件进

 

行了细密的梳理。作者认为之所以石介之死会被夏竦拿来大做文章,原因在于新政

 

派与保守派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笔者认为,作者的这一分析只能看作是石介之死

 

案件爆发的一个原因,而石介之死所反映出来的仁宗朝此时复杂的政治形势也应该

 

纳入到分析中。另,现存文献中关于夏竦的记载有一些是不太可靠的,但遗憾的是作者

 

并没有对文献进行辨伪,此为这篇文章明显的缺憾。

 

观其文而知其人,对于任何一个想要研究石介的人来说,石介文集不可不看的。

而由陈植锷点校的《徂徕石先生文集》是研究石介的必备书籍。同样由先生生前所著,

 

周秀蓉女士整理的《石介事迹著作编年》对石介本人的事迹及其文章系以年份,同时

 

对石介的交游也作了细密的考证。正是由于先生前期的工作,所以后来的学者才能在站

 

在先生的肩膀上看得更高更远。

 

另,王茜的《石介年谱》是一篇考证严密的年谱,对研究石介其人其事也是重要参考文章。

 

(三)、本文研究的第二个层次为,通过石介之死这一事件来管窥仁宗朝的政治恐慌,从而以一种较为新颖的视角来认识仁宗朝的政治文化。对两宋政治文化的探讨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并且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论著,尽管这些作品讨论的时间段与本文所探究的仁宗朝并不完全契合,但他们的研究方法与理念却值得笔者用心学习,因此列举如下:

 

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关于宋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自序一,第 2 页),作者对政治文化的定义是,第一

 

致指政治思维的方式和政治行动的风格(第 5 页),由这一定义出发,作者认为宋代的士大夫时时表现出彻底改造世界的冲动“‘以天下为己任的名言恰好可以用来概括宋代士大夫的基本特征(第 6 页)。第二,政治文化的另一涵义,即兼指政治与文化两个互别而又相关的活动领域(第 6 页)。从这一定义出发,作者便可以将政治史与文化史交互为用。作者对于政治文化的定义以及其在书中采用的研究方法,对笔者本文的写作有较大的启发。首先,庆历年间是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发展的第一个

 

阶段(自序一,第 8 页),当时积极参与政治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

 

他们在宋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也相当大。可以说,在他们身上政治与文化是紧密结

 

合的,因此,要理解这一时间段的政治文化,就必然将政治史与文化史相结合。其次,

 

探究仁宗朝的政治文化,无疑既要侧重于分析仁宗朝的重大政治事件,同时又不可不关

 

注其时代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对仁宗朝的学风进行探究,只有这样才能

 

更全面地把握仁宗朝的政治文化。

 

邓小南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在序引中提到在宋史领域中,

 

元论的认识方式,我们时时可能遇到:对于新政、变法等重大事件,全盘肯定或全盘否

定;评价特定群体政治倾向时,笼统的改革保守;此外,诸如前进——

 

退传统——现代等等,迄今仍未完全摆脱贴标签式的简单提法。(第 4 页)

 

作者的这一担忧,也成为了笔者撰写此篇论文的恐惧,毕竟笔者限于能力与经验,很难

 

达到作者提出的要求。不过,作者的担忧另一方面也为笔者指明了方向。针对本文研究

 

的主要内容来看,可以说涉及了北宋政治史上很多重要的课题。而且这些课题都有前人

 

的研究成果在,想要超越前人的认识,无疑很难。因此,便需要突出问题意识’”

 

(第 3 页)并且,对于问题的关怀,也有利于打破各个领域之间的壁垒,相应的,

 

也可以更全面的认识仁宗朝社会,这也是本文的写作目的。笔者认为,石介之死

 

引发的一系列事情,明确地反映了仁宗朝的政治恐慌,而这样的政治恐慌氛围,绝不是

 

面对石介之死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情况,反而是根植于仁宗朝的政治文化中。因此这

 

样一个突发事件值得我们去分析其背后的整个政治文化。

 

方诚峰的《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正如作者标题所展示的那样,这

 

本书研究的时间范围是北宋晚期,与本文的仁宗朝毫无相关。但作者的研究对象政治

 

体制与政治文化却给笔者很大启发,作者的这本书在框架上强调当时的政治自身的

 

逻辑,而其论述始终围绕宋代士大夫政治这一大主题。(前言第 7 页)作者

 

的这一论述框架与论述主题,也被笔者所学习。同时作者在书中也对政治文化这一

 

概念进行了解释,笔者不揣冒昧,对这一概念也运用到了自己的文章中。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一)研究思路

 

石介之死为线索,对与这一事件有关的人与事件进行重点分析。同时,以这样的一些人和事件为中心,探究当时仁宗朝的政治氛围,重点把握仁宗朝的政治恐慌氛围,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仁宗朝的政治文化。

 

(二)研究方法

 

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法为指导,在广泛收集史料和深入论证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理论,采取比较、统计和史论结合等多种研究方法。在论证方法上,严格秉循

 

一分史料,说一分话的朴学论证传统,此外,在现有史料阙失的情况下,辅以合理的推断。


 

 


 

第一章:石介之死与庆历新政

 

 

 

通过前文对石介之死事件的大致介绍,可知,石介之死之所以能够成为被仁宗所关

 

注的问题,主要得力于夏竦向宋廷所作的报告。而夏竦之所以要拿石介之死来做文章,

 

史载夏竦是为了报一己之忿夏竦衔介甚,且欲倾富弼,会徐州狂人孔直温谋叛,搜其

 

家得介书,竦因言介实不死,弼阴使入契丹谋起兵,弼为内应。因此,本章我们首

 

先需要梳理一下石介与夏竦的关系,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石介之死案也并非仅仅是夏竦

 

对石介的报复,按照李焘的说法,夏竦更大的目的在于倾富弼。这便是我们这一章

 

要解决的另一问题,即夏竦与富弼有何矛盾?为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是,富弼是庆历新政

 

时朝中积极推行改革的重要一员,那么夏竦通过石介之死来做文章以达到倾富弼

 

目的,是否可以看作夏竦对庆历新政的反击呢?

 

 

 

第一节:石介与夏竦——道不同不相为谋?

 

 

石介为我们后世所熟知,最主要得益于他对宋代儒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而被

 

誉为宋初三先生之一。而石介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一身份,自然与后世的朱熹等一大

 

批理学家的推崇息息相关。平心而论,石介在世之时,同时代的人对其的评价并不甚高,

 

且石介的从政之路也走得较为坎坷,其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便是在任国子监直讲之时。

 

因此,石介本人的政治影响力并不大,何郯更直言不讳地称其为一眇小丈夫。然

 

而就是这样一眇小丈夫,在其死后却掀起了一场超乎其自身影响力的政治波动,不

 

得不说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尽管石介在世之时为官不显,但据今人研究,石介本人的交游圈却有当时很多的政

 

坛新秀。例如,石介与欧阳修为同年进士,现存二人的文集中有多篇他们之间往来的

 

书信,由此可见二人关系之一斑。而石介与范仲淹、杜衍等关系也很密切。所以漆侠先

 

生在其文章中将石介划归为范仲淹集团中的一员。通过了解石介的交游圈后不难

理解,尽管石介个人的政治影响力有限,但由于石介与当时庆历新政的重要人物之间有

 

着密切关系,由此,当石介之死被夏竦拿出来发难之时,这一事件本身能够造成巨大的

 

影响,是跟范仲淹集团的整体影响力相关的。

 

然而,石介本人作为范仲淹集团中的一员,其在庆历新政中发挥的作用其实有限,

 

且主要集中于教育、文化领域。庆历二年(1042 年)夏,石介因杜衍之荐,召入为国子

 

监直讲,此时正是庆历新政的前夕,范仲淹等人正亟思振兴教育,于是石介得以一展自

 

己的抱负,学者从之甚众,太学系此益盛。然而石介本人怪僻的文风却也影响到了当时的太学生,以至于引起了时人的不满。庆历六年(1046),权知贡举的张方平就曾批评到至太学之建,直讲石介课诸生,试所业,因其好尚,而遂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琐为瞻,逾越规矩,或误后学以至于朝廷屡下诏书,丁宁诫饬

 

尽管石介是庆历新政中教育改革的积极推动者,但其真正作为范仲淹集团中的一员

 

而被人熟知,还主要得益于其在庆历三年(1043)所作的《庆历圣德颂》。在这一年,

 

备受仁宗信任的吕夷简罢相,而刚刚被任命为枢密使,还未赴任的夏竦也一同遭罢任。

 

与此同时朝廷开始起用范仲淹、富弼、杜衍等一大批年轻且享有时誉的政治新秀。当时

 

的这一人事任命为仁宗亲政以来一次较大的人事调动,而范仲淹、富弼等人被受到重用

 

也体现出了此一时期仁宗对朝政进行改革的决心。时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不禁欢呼到

 

此盛事也,歌颂吾职,其可已乎,于是赋《庆历圣德颂》一篇。在这篇颂中石介盛赞被仁宗重用的范仲淹、富弼为一夔一契,同时石介用大奸之去,如距斯脱这样颇具挑衅性的话来批评那些遭到罢任之人。

 

此颂在当时流传甚广,苏轼曾回忆其幼年在四川眉山时,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

 

。然而这篇颂的广泛传播,其却也给石介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与石介亦师亦友的

 

孙复在看到这篇颂时便忧心忡忡地对石介说到:子祸始于此。被石介所赞誉的范

 

仲淹在看到这篇颂后也非但没有高兴反而感叹到:为此怪鬼辈坏了事也

 

之所以孙复、范仲淹等人对这样一篇颂会产生不良的观感,原因就在于石介这篇颂

 

其词太激,从而导致被石介所抨击的人不免怀恨在心。当时人们认为石介在颂中所

 

说的大奸之去,便是指召至国门而被罢任枢密使的夏竦。宋人记载夏竦自此与石介

 

结怨,夏竦岁设水陆斋醮,设一位立牌,书曰夙世冤家石介’”。尽管这里的说

 

法不免有演义的成分,但其中表达出来的恨意却是真实存在的,不然夏竦也不会在石介

 

去世后一心拿石介之死来做文章。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便是,事实上,在此颂创作之前,

 

石介与夏竦二人并无矛盾,石介在景祐二年(1035)时还曾作为夏竦的下属。在当时给

 

夏竦的《上南京夏尚书启》中,石介对夏竦还推崇备至。因此,此时石介为何要批评夏

 

竦且将其视为大奸

 

首先,我们可以对夏竦进行一下简单的考察。夏竦是仁宗朝的一位重要官僚,少时

 

便资性明敏,好学,自经史、百家、阴阳、律历,外至佛老之书,无不通晓。其

 

父在与契丹作战中死去后,夏竦荫补入仕,真宗景德四年(1007)举贤良方正。仁宗朝

 

时期,宋夏战争爆发后,夏竦知永兴军,长期担任对夏作战的前线最高指挥。庆历七年

 

1047)夏竦任枢密使。然而在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文献中,大多将夏竦认定为一个

 

。例如在夏竦去世后,仁宗欲赐夏竦文正的谥号,但当时判考功的刘敞言:

 

奸邪,而陛下谥之以正,不应法,且侵臣官,最终定夏竦的谥号为文庄。后世

 

编纂的《东都事略》和《宋史》中夏竦的传记也都沿袭了夏竦奸邪这一说法。

 

史书中对夏竦的评价,会给我们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认为夏竦的确奸邪无疑,由

 

此,石介批评夏竦自然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夏竦的奸邪形象从何而来,却是需要

 

我们考虑的问题。相比起正史当中对夏竦奸邪形象的众口一词,今存宋人笔记中记

 

载的夏竦形象却丰富很多。因此,下文便试对宋人笔记当中的夏竦形象进行分析,一来

 

希望跳出非黑即白的人物评价方式,以期能够对夏竦的评价更为客观。二来也希望通过

 

借助宋人的记载来分析上述我们提出的问题,即石介为何要将夏竦认作奸邪

 

今存田况的《儒林公议》中,有一段关于夏竦的记载,因分析需要节录于下:

 

刘平、石元孙既为昊贼所败,边威益削。时夏竦守泾原,乃拜章求罢兵柄,其

 

略曰:(前略)岂意邻城狃于常胜,大将坠于奸谋,忽沮我师,顿增贼势。改袭

 

犀兕,属厌糇粮,四校惊嗟,三秦震骇。用儒不效,在理已明。(中略)又曰:

 

资性尤畏,历官艰难。伤弓之禽,闻虚弦而破胆;逸网之兽,罥垂蔓以殒心。

 

由是数为言事者改换其语以为谑。封章传布,漏泄边机,复引破胆、殒心之句

 

为怯懦特甚,示夷狄以弱,不复原其自叙历官艰难之意。后乃诏边臣事有干机密者,

 

并须实封以闻。竦文思精敏,善于叙事,传其文章遍于天下,亦颇以此为累焉。

 

按:仁宗朝宋夏战争中,宋军损失惨重,而长期担任宋方前线最高统帅夏竦自然不

 

免受到当时朝中一些人士的责难。庆历元年(1041)时,知谏院张方平就曾弹劾夏竦任

 

边事不利空国事边,于兹三岁。师惟不出,出则丧败,寇惟不来,来必得志。而

 

到了庆历三年(1043)朝廷任命夏竦为枢密使时,《长编》记载此举引起台谏强烈反对,

 

交章论到竦在陕西,畏懦苟且,不肯尽力,每论边事,但列众人之言。(中略)又元

 

昊尝榜塞下,得竦首者予钱三千,为贼所轻如此。从上文田况的论述来看,其认为

 

夏竦受到当时人的非难,并非完全由于边事不利,而更重要的乃在于夏竦的上奏被言事

 

者所改动从而引起的误解。考虑到田况和夏竦的关系,不难推断,田况在此的论述不免

 

有为夏竦脱罪的嫌疑。但田况所说的事情却也绝非空穴来风。上引台谏官的论述,李

 

焘在其记载中也并不确信,他在注中便写道:此段当广求台谏章疏。一一出其姓名,

 

乃善。但通过田况与李焘各自的记载可以明确一件事:夏竦由于在宋夏战争中指挥

 

不利,所以导致其个人在朝中的声望日削,甚至成为当时台谏官的众矢之的。

 

上文中台谏官中所说的元昊三千购夏竦头的事情,孔平仲的《谈苑》记载甚详,

 

现移录于下:

 

夏竦尝统帅西伐,揭榜塞上云:有得元昊头者,赏钱五百万贯,爵为西平王。

 

元昊使人入市买箔,陕西荻箔甚高,倚之食肆门外,佯为食讫遗去。至晚,食肆窃

 

喜,以为有所获也,徐展之,乃元昊购竦之榜,悬箔之端云:有得夏竦头者,赏

 

钱两贯文。比竦闻之,急令藏掩,而已喧播远近矣。竦大惭沮。

 

按:此段文字中赏钱两贯文与上文的三千之不同,自然是由于故事的传播而导致的

 

偏差。但孔平仲的记载中有几处疑点,按《长编》记载,宝元二年(1039)六月壬午

 

削赵元昊官爵,除属籍,揭榜于边。募人擒元昊,若斩首献,即以为定难节度使。元昊

 

界蕃汉职员能帅族归顺者,等第推恩。而此时夏竦确实正统帅西伐,但不同的

 

是,揭榜塞上是朝廷的诏令,因此作为前线官员的夏竦只能奉命执行。且诏书中指出若

 

斩得元昊头即赏定难军节度使,并非孔平仲所写的爵为西平王。同时李焘在注中引

 

用《吕氏家塾记》云当时判大名府的吕夷简听到朝廷的诏书后大惊,于是上奏到“‘

 

代方镇叛命,如此诘誓,则有之矣,非所以御外国也。万一反有不逊之言,得无损国体

 

乎?朝廷方改之,已闻有指斥之词矣。由此可以推断,当时所谓的指斥之词很有

 

可能便是有得夏竦头者,赏钱两贯文之类的话。而朝廷这一次的政策失误,反而让

 

夏竦背上了为贼所轻的指责。在这件事上,夏竦多多少少有些无辜。

 

通过田况与孔平仲二人笔记中关于夏竦的记载,可以推断,宋夏战争对夏竦形象的

 

影响很大,而夏竦在战争中的一系列表现也确实给时人的批评留下了口实,这当然也会

 

成为石介批评夏竦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记载了几件有关夏竦的事情,这些事情或许有助于我

 

们对夏竦形象的理解:

 

夏文庄(夏竦)性豪侈,禀赋异于人,才睡即身冷而僵,一如逝者,既觉,须

 

令人温之,良久方能动。人有见其陆行,两车相连,载一物巍然,问之乃绵帐也,

 

以数千两绵为之。常服仙茅、钟乳、硫黄,莫知纪极。晨起每食钟乳粥,有小吏窃

 

食之,遂发疽,几不可救。

 

按:沈括此段记载透露出夏竦生活的两个特点,一是生活奢侈,二是行为怪异。而

 

夏竦这样的一种生活作风,自然会或多或少影响时人对其的评价。而沈括在另一篇文章

 

中记载了夏竦家奴鹿生为了多得月俸,因此逼迫其刚刚生育的妻子跟随自己赴任,结果

 

导致其妻子在途中去世,作者在文末特意指出:鹿生,夏文庄家奴,人恶其贪忍,故

 

斥为鹿奴。可以看到,不管是夏竦本人,还是其家奴,都因为他们乖僻的行为受到

 

了时人的批评。

 

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关于夏竦的一个记载,则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夏竦奸邪

 

的形象:

 

夏英公为南京留守,杖人好潜加其数。提点刑狱马洵美,武人也,劾奏之曰:

 

夏竦大臣,朝廷寄任非轻。罪有难恕者,明施重刑可也,何必欺罔小人、潜加杖

 

数乎?诏取诫励。当时文臣皆为英公耻之。

 

按:夏竦此种作为的确有失大臣之体,而宋代的文臣士大夫又特别注重其集体风貌。

 

因此,当夏竦被武人所弹劾后,文人士大夫都为夏竦感到羞耻,自然会不自觉地与夏竦

 

划清界限,而夏竦多遭人诟病甚至直呼其奸邪也在情理之中。

 

以上试举了几例现存宋人笔记中关于夏竦的故事,观察这些事件中所反映出来的夏

 

竦形象,可以看到,将夏竦视作奸邪虽不免有些夸大,但夏竦本人的一些所作所为

 

却也难以为同时代的人所接受。同时据记载,夏竦本人与当时宫中的一些宦官也交从过

 

密,且依附宦官来谋求晋升。因此《宋史·夏竦传》评价其才数过人,急于进取,

 

喜交结,任数术,倾侧反复,世以为奸邪也并非失当。由此来看,石介在当时《庆

 

历圣德颂》中暗讽夏竦奸邪确实是有所依据的。

 

然而,由于夏竦与石介在此之前并无矛盾,且石介一度对夏竦推崇备至。但时过多

 

年后,当夏竦被罢任枢密使,正值心情烦闷之际,突然看到石介所作的《庆历圣德颂》

 

中影射自己的文字,可以想象夏竦当时的心情。更为糟糕的是,尽管之前夏竦声名便有

 

污点,但也仅在少部分人中流传,而随着《庆历圣德颂》的广泛传播,甚至远在四川眉

 

山年幼的苏轼都能诵读时,可以想象这篇文章对夏竦声名的影响。因此洪迈在其《容斋

 

随笔》中便说道:夏英公既失时誉,且以《庆历圣德颂》之故,不正之名愈彰

 

石介与夏竦二人,在庆历三年之前并无矛盾,石介甚至曾经对夏竦期以重望。然而

 

随着仁宗朝政局的转变,尤其是宋夏战争的爆发,对当时仁宗朝的很多士人造成了冲击,

 

夏竦便是他们其中的一位。但范仲淹等人却由于宋夏战争的爆发而得到了重用。这一升

 

一降的变化自然会引起部分人的不满,而此时的石介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所作的《庆历

 

圣德颂》无疑加剧了夏竦等人的不满情绪。而范仲淹等人尽管受到了石介的赞美,却也

 

同样表达了对石介的不满。事实上,石介这篇《庆历圣德宋》问世后,的确加速了范仲

 

淹集团与夏竦等人矛盾的爆发。

 

 

 

第二节朋党之论阴影下的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时得到仁宗重用的范仲淹、富弼等人,在当时都享有很高的时誉。范仲淹

 

作为当时新政的主要领导者,更是被人寄予厚望。范仲淹在明道二年(1033)仁宗废郭

 

后事件中,曾带领当时台谏官伏阁请对,为其赢得了清誉,之后又曾在景祐三年(1036

 

因弹劾吕夷简营私舞弊而使当时的士大夫皆推仲淹之贤。而范仲淹的这些举动在为其赢

 

得声誉的同时,却也使其遭受到了朋党之论困扰。吕夷简便指责范仲淹荐引朋党,

 

离间君臣,由此范仲淹被贬。同时,余靖、尹洙、欧阳修因为范仲淹辩护而同遭贬

 

斥,而担任言职的高若讷却对范仲淹的贬斥一言未发。由此,当时担任西京留守推官的

 

蔡襄为此事作了一首《四贤一不肖诗》,一时洛阳纸贵。

 

然而,自范仲淹等人被贬后,而朋党之论起,朝士牵连,出语及仲淹者,皆指为

 

党人,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也一直未能受到重用。直至宋夏战争爆发,宋方在三川

 

口之战中惨败后,时任陕西安抚使的韩琦才上奏到:若谓雍(范雍)节制无状,势当

 

必易,则宜诏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劳之际,臣岂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误

 

国家事,当族。当时宋朝在与西夏作战战中屡遭挫败,因此韩琦这时才敢于冒

 

党之论的风险来向仁宗推荐范仲淹来任边事。不久范仲淹便被任命到宋夏战争的前线,

 

尹洙、欧阳修等人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用。之后,范仲淹便长期担任宋朝边线上的

 

重要官员,且得到了朝廷与士兵的一致认可。

 

庆历三年三月,宋夏之间的矛盾趋于缓和,双方开始寻求和解。这时仁宗派遣内臣

 

向韩琦、范仲淹、庞籍等宣谕:侯边事稍宁,当用卿等在两地,已诏中书札记。此特

 

出朕意,非臣僚荐举。不久,枢密副使杜衍被任命为枢密使,替换掉了刚刚被任命

 

还没赴任的夏竦。与此同时,韩琦、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枢密副使。而余靖、欧阳修、

 

蔡襄、王素等人都被任命为谏官。当年跟随范仲淹一同遭到贬斥的官员,这时大都得到

 

了重用,这可以说是仁宗朝朝政一次大的转变。因此,作为范仲淹集团的石介才会欢呼

 

此盛事也于是而作《庆历圣德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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