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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文代写
中国文学研究论文被引存在的问题
作者:天天论文网 日期:2018/6/25 10:03:52 点击:

随着现代学术事业的发展和对学术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学术规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得到极大提升,这对摆脱既有学术研究中存在的非科学性乃至伪科学性都有极大的作用。但不容忽视的问题的是,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 怎样才能提高学术研究的科学性? 具体到作为学术研究成果重要形式之一的学术论文来说,怎样看待和评价学术论文的被引现象? 本文拟通过中国文学研究论文被引来探讨回答这些问题,相信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提高中国文学研究的科学性,而且对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科学性的提升也有镜鉴作用。

从学术规范来看,学术论文的被引是考核其学术价值高下的重要方面。一般地说,学术论文被引次数越多,意味着学术论文的阅读量越大,其学术影响力自然也就越大,反之亦然。当然,学术论文的被引次数的多少,与学术论文的价值并不能简单地划上等号,我们也不能认为那些被引多的论文就一定比那些被引少的更有价值。从整体上看,一篇论文的被引次数的高低对我们审视学术论文的价值,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换言之,这种“量”的分析还要和“质”的把握相结合。

从学术研究的大的学科分类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随着学科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学科规范和考核机制,为此,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大数据库不定期地发布高被引作者及其高被引论文。目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提升,许多自然科学的学术论文已经形成了一个具有世界通行、为学术界公认的评价体系,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化学、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学科。这说明,在自然科学学科中,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什么种族、什么国家、什么政党和意识形态,都不会因此而改变自然科学的科学属性。也就是说,自然科学是一种世界通用的科学,它具有统一的考核标准,任何一个国家的学者都被纳入到了一个统一的考核价值标准中。因此,从其定期发布的学者学术影响力可以发现,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是可以进行排名的,其学术影响力是实实在在地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

中国文学研究论文被引存在的问题

既然自然科学能够形成一套世界通用的考核标准,那就意味着不同的学者都要遵循同样的规则,否则,诸多考核机构就不可能对其作出科学的考核。那么,这个通用的规则是什么呢?  这便是在科学研究中极为严格的逻辑性。所谓逻辑性,简单地说就是前人的研究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石,后人的研究是在前人奠定的基石上进行研究的。牛顿曾经说过: “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1]( P. 92) 科学研究上的后来者,往往都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取得成就的。因而,整个科学研究便显示出一种前后贯通的逻辑性,就是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自然也是一个后浪推前浪的代际传承。正是由此出发,自然科学非常关注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唯有瞄准了世界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承接前人的研究,才能使自己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前人的研究。而要想瞄准前人学术研究的前沿问题,就需要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对本领域研究的既有成果烂熟于心,就需要了解下一步要攻克的困难是什么,然后再找出这个困难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所以,从事自然科学的学者,必然要融入到学术圈中,并由此了解和熟知前人既有的研究成果,然后才能厘定自我学术研究的方向和目标。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派出大批的留学生,正是让留学生了解和融入到西方学术圈中,学习和熟知前人已经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把握和锚定学术研究前沿的问题,进而实现所谓的后发超越。从实际效果来看,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捷径,也是一条必须遵循的科学规范,其对中国科学发展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这正是我国逐渐接受西方对高被引作者及其高被引论文重视的内在缘由。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研究者既然要站在前人的肩上,自然就要在学术研究论文中对前人的“肩”有所涉及; 既然要涉及,便必然要对前人既有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引用。这样一来,学术研究中的引用问题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那么,后人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引用时要考虑哪些方面呢? 一般地说,后人看重的是前人既有研究的前沿性和科学性,从被引数据来看,哪些高被引作者往往就是本学科领域内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力的学者。近年来,随着学术评价体制与西方社会接轨以及学术研究规范化程度的逐步提高,我国学术界对论文引用率的评价功能越来越加重视和强调,因而中国学者在论文引用率方面的成绩表现也越来越加突出。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 2017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国际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进入世界第二,较前一年上升 2 位。就单一学科而言,材料科学领域论文引用次数排在世界首位,另有 8 个学科领域排名世界第二位。[2]由此看来,在西方学术评价体系中,考核学术论文的学术影响力时高度重视被引这一数据,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说自然科学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的话,那么,社会科学则相对来说较为复杂。社会科学的研究尚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就其根本而言,毕竟还具有某些客观性,这在经济学研究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许多经济学论文甚至直接使用了数学模型。这样一来,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撰写的学术论文进行被引分析,也就自然具有了相对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在人文领域中的科学性把握起来有较大难度,下面不妨结合中国文学研究论文的被引数据作一简单分析:

中国文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包括哲学、经济学、教育学、历史学、法学、文学与管理学等学科,在 CNKI 包库中大致划分为哲学与人文科学学科、经济与管理科学两大类。目前为止,在哲学与人文学科中引用数最高的为 2004 年发表在《心理学报》上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引用数高达 5349 次。相对于同属于人文社科领域的经济学来说,我们查询了经济与管理学科,以经济学界比较有影响力的林毅夫( 农业经济博士) 的相关文章为例,被引最高的是刊发在 2001 年《经济研究》上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被引数高达 5772 次,下载量为 38799 次; 其次是周其仁的《市场里的企业: 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被引数为 4715 次,张军等人的《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估算》被引数为 4696 次。① 我们也查询了其他学科领域的被引数,发现基础科学是 2769 次,工程科技 2763 次,农业科技 2033 次,医药卫生科技2749 次,社会科学 4672 次,信息科技 5544 次,经济与管理科学 5772 次,哲学与人文科学 5349 次,不同学科最高被引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远没有中国文学这样巨大。

那么,中国文学研究论文的被引存在的差距在哪里呢?  根据在 CNKI( 知网) 数据库中哲学与人文科学学科条目下设文艺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中国语言文字、外国语言文字、音乐舞蹈、世界历史、中国通史等学科,点击中国文学学科的被引一栏,我们发现,2001 年发表的论文《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的被引数最高,达到615 次; 其次是论文《意识形态与 20 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被引数为 508 次,论文《论“二十世纪世纪中国文学”》被引数为 462 次。单从这一数据来看,经济学学科论文的被引数据完全超出了中国文学相关文章的最高被引数大约在 10 倍左右。

当然,中国文学的最高被引比其他学科的最高被引相差甚大,还不是最让我们感到尴尬的事情,最为令人感到尴尬的事情是,很多学术论文的被引竟然在个位数,甚至零被引论文也不在少数。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中国文学研究论文与其他学科研究论文的最高被引数差距甚大,且整个中国文学的被引总体偏弱,这背后有着诸多的原因。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的转型导致了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热以及文学研究热已成为明日黄花,取而代之的是诸多实用型学科研究,经济学等学科开始居于社会的中心位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重心开始转移,这便是一切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此口号的导引下,经济学异军突起,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而文学热、文学研究热的时代渐行渐远。对此,李宗刚对《新华文摘》转摘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类的数量进行过统计: “1980  年代,在《新华文摘》的栏目中,占据绝对优势的是文学作品和文艺研究栏目。我们不妨以 1981 年第 1 期《新华文摘》为例略加说明。这期《新华文摘》共收入了 97 篇文章( 除去所刊登的美术作品、学术动态、综合报道、论文提要、补白等栏目) ,其中,文学作品类的文章便有 16 篇,其所占的比例达到了16. 4% ; 文学评论性的文章便有 18  篇,其所占的比例达到了 18. 5% ; 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类的文章共计占了 34. 9% 。”到了新世纪之后,情况则发生了根本改变: “2012 年第 24 期《新华文摘》载文共有 44 篇,其中,文学作品所占的比例为 2% ; 文学评论所占的比例为 6% ,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类的文章共计占了 9% 。”[3]( P. 7)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文学研究在整个学科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出现了大幅下降,文学创作及其文学研究开始被边缘化。

客观地说,随着中国社会向经济社会转型,经济类的论文数量开始激增,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毕竟,研究经济问题较之研究文学问题来说,对社会产生的作用更直接、更有效。在此情形下,有关经济学研究方面的论文自然就得到更多的关注,与此相关联,其被引数据在几率上也要高出许多。打开 CNKI( 知网) 数据库,不难发现,1978 年之前的经济与管理科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为 1926 篇,不足 2000 篇; 而 1979 年则为 4721 篇; 到 1980 年则实现大的跃进,成为10294 篇; 到2006 年则突破百万余篇,发表数高达 1263730 篇。从 1980 年后经济界的相关文章则每年以不低于 50% 的速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发展为学术界的热点,20世纪 80 年代以来占领学界论文发表数量的第一。而相对来说,文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在 1978  年为5419 篇,1979 年为 11677 篇,1980 年为 18697 篇,到 2006 年 299560 篇; 20 世纪 80 年代后经历过迅速发展期然后迅速进入稳定发展,期间还有衰退现象。学术论文的发表数与被引数虽然不能完全说明哲学与人文科学和经济与管理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和地位,但它至少表明,经济学相关学科的社会关注度远远超过了文学学科。文学研究正在成为只在文学圈内产生影响的学科,日渐被边缘化,而经济学及其相关学科影响范围越来越大。

其次,文学研究自身存在着非科学性的问题。这一问题严重制约了学术研究内在逻辑性的顺利展开,由此导致学术论文的被引止步不前。严格说来,学术规范是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才得到了重视的。尤西林《人文学科特性与中国当代人文学术规范》( 《文史哲》1995 年第 6 期) 、党圣元《学术规范与学术人格》( 《文学评论》1996 年第 5 期) 、仲伟民《谈谈“学术规范”》( 《江南论坛》1996 年第 4 期) 等是较早关注学术规范的一批学者和论文。在此之前,人们对学术规范的认识并不清晰,甚至还存在着严重的混乱,更有甚者,明知故犯,走上了学术不端的歧路。在此情形下,且不说要求作者遵循学术规范,即便是能够守住底线已实属不易,再加上互联网技术处于起步阶段,有关学术论文的数据库尚处于草创时期,因此,即便是在学术论文撰写中存在一些学术不端的问题,也难以被很快发现。值得欣慰的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数据库建设的逐步完善,学术不端查询系统的制衡作用越来越突出,学术不端行为正在得到有效遏制并开始呈现下降趋势。

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人们面对经典作品也许根本不需要阅读前人的研究成果,直接通过阅读文本便可获得属于自己的阅读心得,然后再把这一心得用学术论文的模式外化出来。如此撰写出来的学术论文,除了要引用该文所要论及的作品之外,一般很少涉及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绝少有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引用。这样看来,人文领域的学术研究之推进的内在逻辑便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也与一些注重实证方法研究的社会科学有所区别,往往会演绎成一种自说自话的论文模式。我们在这里将其命名为论文模式,根据就是这种论文尽管也有引文,尽管也通过逻辑推理分析论证其要陈述的中心观点,但就其本质而言,却背离了学术研究“站在前人的肩上”这一基本原则。它没有对前人的研究进行系统把握,也没有将如何亟需推进的问题在前面提出,这表现出作者鲜有对该领域既有研究成果的了解和把握,具体表现为没有引用前人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而仅仅满足于对自己提出的观点进行分析论证。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没有对前人的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他们提出的所谓独立见解或观点往往已被前人论述得很透彻了,这也直接导致了论文引用的不被重视,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一些学术水平颇高、影响较大的论文,其被引次数却往往多年止步不前,未有显著增长。在 20 世纪80 年代末,陈思和、王晓明等人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并由此开启了“重写文学史”新观点、新看法的讨论与研究,但是随后这个话题却“沉寂了十年”[4]( P. 68) ,除却文学研究界的部分学者引起共鸣,在全国范围内响应者寥寥数人,直至 10 年后“重写文学史”才由口号转为实绩,多部文学史著作陆续登上历史舞台。而文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性方面显然更是不足,这一方面缘于文学研究自身理论突破难度较高,一般来说,语言类的文学研究存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因而创新性的文学理论的提出需要时间的检验; 另一方面,文学研究与时代变化关系密切,时代诉求的不同、历史环境的变化,都极易引起文学研究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动,而反过来,时代的稳定、历史环境的稳定性也促使文学研究理论上的稳定性增强,为创新性增加了难度。正如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等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其理论创新性就在于“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 与政治、道德等诸多方面一道) 形成现代民族意识( 包括审美意识) 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5]。时至今日,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的进程也未完成,且成效不大,世界文学对中国文学研究理论方面的引用率也是微乎其微,这不得不说,中国文学在理论创新方面仍然困难重重。

客观地说,文学研究多数离不开对文学作品( 如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 的思想认识,它产自于学者本身的思想,然后与评论者的心得体会有很多的关联。正如我们常说的: “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研究者对相同的作品可能产生不同的思想或认识,这也就促使多数的文学研究活动还停留在自说自话的“一家之言”上,其科学性的学术研究价值并不尽如人意。而反观经济学研究,以《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为例,在其行文中,更多的内容是偏向于用大量图表、数据、调研、计算等科学的研究方法来阐释经济现象,从而得出相对科学的理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经济与管理科学学科的科学性要高于文学研究的科学性。而且,经济相关的学科其研究的内容更多的是与当下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问题,其所涉领域较多,工业、农业、企业、文化经济等方面都在其研究范畴之内,问题基数也比较多,解决实际性问题也较为明显,其对社会的学理性价值也较高。而相对来说,文学研究涉及到的是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以及汉语言文学、文艺理论等方面,仅仅在人们的精神层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它往往不能解决社会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因而,文学研究在整个社会的话语权的问题层面上来看,其影响还是较小的。

其三,有些学者为减少其论文重合率有刻意“改写”或规避引文现象。随着适应抵制学术不端行为需要而开发的查重检测系统的普及和应用,重合率被诸多机构和期刊编辑部作为是否采用学术论文的重要指标,有些作者为了避开重合率这个“雷区”,有意识地将引用文献内容进行“改写”“改编”,从而把本来可以引用的观点换成自己的语言表述,这又使学术论文的被引止步不前。这种现象在许多文学研究论文中表现较突出。有些文学研究者尽管也查阅参考他人的方面,但为了避免被发现抄袭,鉴于自身观点与他人观点相同,在语言表述上就会自觉地避开相关语言而“另寻他路”,有意识地回避同一观点,重新对自身观点进行语言改装。这种方式一般在学界被称为“搅拌式抄袭”,显然缺少科学的严谨态度。韦勒克曾批评文学研究的一种极端现象: “否认文学研究为一门科学,坚持对文学的‘理解’带有个人性格的色彩,并强调每一文学作品的‘个性’,甚至认为它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强调这种极端的现象是“一种反科学的方法,趋向极端时显然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个人的‘直觉’可能导致仅仅诉诸感情的‘鉴赏’导致十足的主观性。”[6]( P. 6) 文学评论需要与世界形成对话,既要有对文学的社会问题的高度敏感性,也缺少不了研究者科学严谨、端正的研究态度,而文学研究中存在的过于主观的个性化情感则会大大减弱文学的科学性。同时,应当梳理相关方面的前沿成果,引用前沿学术理论话语,从而完整地呈现出问题的发展及流变。而在这一过程中,就需要文学研究者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且不仅仅限于中文研究资料,还要具有世界性的眼光,用科学的方法借鉴、吸收西方理论中与中国文学相对接的研究成果,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方法正确看待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等背景下学术研究成果的差异。

在对学术论文的被引情况进行考察时,我们还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为地干预论文的被引问题,此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此,国外有学者也曾经进行过批判,像荷兰莱顿大学的文献统计学研究人员卢多·沃尔特曼就曾指出,很多的论文只是勉强逃离了“从未被引用”的窘境,“我们知道,很多引用是很肤浅的或者敷衍的。”纽约Mare 公共和国际关系学院的健康经济学家达利亚· 雷勒对互助引用进行了批判: “即使高引用率的研究也可能是一个游戏,学者们互相引用,却没有为任何人带来进步。”[7]不可否认,这种现象在国内学者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此,我们对学术论文的被引进行科学考察的同时,还需要关注对学术论文被引的数据的甄别性分析,不能一味地把被引当作唯一的依据。要知道,任何事物都是利弊兼存的,任何学术评价体系“不管突出了哪个参数,都会在凸显这一参数作用的同时,遮蔽了其他参数的作用”[8]。事实上,诸多的学术评价体系已经在注意规避单纯看重被引的数量,既注重定性的科学估量,又注重被引本身的定性评估。但不管怎样,对学术论文的被引的考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审视学术论文的窗口。引用率的高低不是判断学术论文价值的唯一标准,也不可能全面地反映出学术论文的创新性和科学性,但作为评价论文价值的指标之一,它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论文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显示出被学界或社会认可的程度,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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