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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文代写
代写毕业论文模板—“审美权力”多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
作者:天天论文网 日期:2017/5/17 11:22:16 点击:

学艺术专业作为冷门专业在各大院校开立的并不太多,代写毕业论文需求并不高,但是正是因为比较冷门,所以代写毕业论文要求更加高,对于写手能力和水平要求比较高,需要写手能够博通古今,对于各个朝代的文学史以及当代文学有深入的了解。

中国当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相比较,在美学价值上的评价一直都不高。2007 年,德国汉学家顾彬指出部分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是“垃圾”后,各种反思、批评和热议不断,当代文坛更是陷入一种“经典化”的焦虑中,有关话题“常在各种报刊上出现,并成为许多论坛的议论中心。各种言说,显示出对当代文学经典化问题的无比焦虑”。一方面,人们觉得当代文学应该要“争口气”;另一方面,又对“轻率”的妄断产生质疑,继而引发对文学经典化的重新评估。在对经典标准的争议和纷纷攘攘的重写文学史的探讨中,问题就来了,经典究竟由谁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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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乾坤的观点认为,“最后‘说了算的’是艺术的合法性,没有别的权力能让一部作品最终‘胜’或‘汰’”。这种观点趋向文学本质论,相信“经典”是由文学文本自身的艺术合法性自然生成。实际上,“话语权”构成了文学史上的各种冲突与矛盾,在现实中没有纯粹脱离了“话语权”的经典存在,是“话语权”确立了谁为“正统”和“经典”。在探求文学艺术的合法性并以此为依据制定文学经典评判标准时,文学研究者本身即行使了审美“话语权”。而“经典化”的焦虑则源于传统文艺学中“经典诗学”的观念,即“文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可供学者解读、阐释、评价和分析的有意义的文本,研究的目的是给予文本评价并确立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最后固化成由作家、作品链条串连起来的文学史”。基于这样的文学使命,从当代文学作品中拾得沧海遗珠便显得非常重要。

当今中国文学版图的格局已变,但文学评论界“经典诗学”的观念并没有动摇。同时笔者发现,无论圈内论争多么喧哗,文学评论界对当下文学的评论却一直处于“失语”状态。尤其2000 年初,一批文学新人崛起他们并不遵循主流文学界的审美评判标准进行写作,而是拥有一套新的文学准则。当文学评论界用“经典诗学”的审美标尺去衡量这批文学新人时,引发了当代中国文坛轮番的“口水大战”,主流文学圈的“审美权力”不时受到圈外的挑战。因此,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焦虑,也是主流文学圈对于自身“审美权力”衰落的焦虑。

笔者认为,随着“审美权力”多元化时代的来临,当下最急迫的不是用“经典诗学”观念来对当代文学进行“经典化”,而是从文学文本的评价转向对当下中国文化现场的关注,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和空间,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和方法。

 “经典诗学”观念下的文学研究

代写毕业论文在中国古典诗学观念下有深入的研究,需要写手对于古典文学,古典诗词有着极浓厚的兴趣,能够抓住主旨,从古今中外进行多层次对比分析。

对“经典”的探求以及对“经典诗学”的研究本身并没有多大问题,问题出在人们对“经典诗学”观念的认识。

“经典诗学”相信文学有内在的审美本质规律,并且可以被文学研究者认识,进而以此作为权威标准来裁定其它文学作品是否符合美学合法性。“对一部作品的权力裁定无论是大众的还是权威的之所以容易出问题、不甚可靠,通常在于蔑视了文学的‘自然法’”,文学的“自然法”即为文学内在的审美本质规律,如果说有“权力”参与其中,这种“自然性”“合法性”便“是权力之本原。但它不是别的权柄,也不是‘话语权’,它无言,也无形,可它在背后支配一切”。然而,究竟文学本质的“自然性”“合法性”到底存不存在呢?

即便存在,文学研究者能不能脱离了自身的话语系统抓住它呢?这涉及到人文社科及哲学方法论的问题。从“经典诗学”到“文化现场”:“审美权力”多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20 世纪早期,从索绪尔的语言学发端,西方人文社科研究经历了方法论的大转折,从研究对象上认清了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的本质区别。人文社科的研究对象是有意识的人或具有集体无意识的人类社会,并在交互的行为中产生并传达意义,因而人文社科研究的方法应与自然科学不同,“认识到研究人以及人组成的社会群体是非常复杂的,哲学社会科学不再像自然科学那样,试图发现一个普遍性的规律,而是阐释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规律”

这一思想和方法论深远地影响了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文学。我们今天的文学实践,从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讲,没有一种脱离了“话语”“权力”的文学,并以“自然性”“合法性”的方式存在,即便有,也是相对的文学的“自然性”“合法性”。

康德提出过“审美判断力”(Aesthetic Power of Judgment)和“审美判断”,“谁宣称某物是美的,他也就想要每个人都应当给面前这个对象以赞许并将之同样宣称为美的”,这种美具有“主观的普遍有效性”。所谓“审美权力”,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在某种社会文化中,居于主流、掌握着文艺审美价值评判标准和鉴定标准的话语权力。它决定了什么样的作品更具有审美价值,什么样的作品是平庸之作,从而影响大众的审美判断和引导社会的审美趣味。

20 世纪杜尚的《泉》作为先锋艺术试验的经典作品,如果没有瓦尔特·阿伦斯伯将其解释为一种“可爱的形式”被“呈现出来”,艺术展上的一个小便器就不可能摆脱它的“功能目的”并为人类“作出了审美贡献”。因此,掌握“审美权力”的文艺评论家的“审美判断”就显得非常重要。而拥有绝对“审美权力”的群体所持的文学“合法性”,能使其获得更多的认同。

从将经典固化的文学史书写活动来看,“审美权力”贯穿了整部文学史。曹顺庆在考察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矛盾和冲突时,列举了三个典型的例子:尊《毛诗序》与反《毛诗序》的论争、“诗文正统论”和“文言正统论”。以对《毛诗序》的评价为例,汉代独尊儒术,《毛诗序》因集中承载了儒家文化思想、弘扬“诗言志”的本质而被奉为圭臬;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视个体生命的体验和文学的形式美的思想开始挑战《毛诗序》的话语权,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将辞采作为评价作品水准高低的重要标准,突破了《毛诗序》将政治教化功能作为评价文学唯一标准的藩篱……聚讼千年的尊《序》与反《序》、废《序》之争则直接围绕话语权展开争夺”。“诗文正统论”亦如此,“诗文在中国文学中长期被视为正统,古代士人与统治者通过教育、取士及创作与批评来巩固其在话语生成与言说中的正统地位,进而压制其它文体(如词、戏曲、小说)的发展。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讲,词、戏曲、小说等的发展史是一部与正统诗文争夺话语权的抗争史”瑏瑡。而“文言正统论”因长期被掌握文化权力的精英阶层所垄断,对传达民间通俗文化的“白话”进行排斥和压制,“其影响所及,文言文学作为高雅文学的代名词居于中国文学正统,与之相应的白话文学则作为通俗文学始终处于非主流的边缘地位而难以获得正统势力的认可”瑏瑢

最后曹顺庆得出结论,“话语权是考察中国文学演进的结穴所在”。这里的“话语权”相当于笔者所讨论的“审美权力”。而“审美权力”使用范围更广,更具体地指对文学、文艺的审美评判话语权。因此,无论是关于文学内在的评价标准,还是文体形式和文学使用的语言,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史经典的形成并不轻松。

如果说以往中国文学史中经典的形成是由各具审美话语权的派别经过论争演化而成,那么20 世纪50 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则是将“分散”的“审美权力”集中,统一对经典重评,由审定机构实施并拥有制度保证,其目的是“确定不同文类、不同作家作品的价值等级,建构等级排列的基本‘秩序’,并监督、维护这一秩序,使其不被侵犯,并在必要的时候,对具体作品性质的认定,以不同方式加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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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具有权威性质的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其作用是为经典审定确立标准……从时间上说,有古典作品和近、现代作品;从国别、地域而言,有中国和外国,以及外国的东西方等的区别”瑏瑥。因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使得文学经典“在审定、确立的过程中,经过持续不断的冲突、争辩、渗透、调合,逐步形成作为这种审定的标准和依据,构成一个时期的文学(文化)的‘成规’”瑏瑦。比如“政治化阅读”被强调和提倡就是经常用到的衡量尺度;带有消遣、娱乐功能的“通俗小说”等文类受到排斥;“强调文学文本在揭示‘历史规律’、展示历史发展前景上的典型性和深刻性”瑏瑧等等。此次中国“文学经典”重估活动影响深远,以此确立的一套权威文学审美评判原则一直贯穿于当下的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和大学文科教学中,形成了一整套有关“经典诗学”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法则。

由此可见,“经典”的形成并不是文学“自然性”“合法性”呈现的结果,而是充满了矛盾、冲突和论争,是拥有“审美权力”的主体以各自立场所探求到的以“文学合法性”寻求普遍性“认同”的过程。“认同”的过程既确立了“是什么”,也确立了“不是什么”,具有排他性。“审美权力”如果足够强大,在其确立的“经典诗学”观念下的文学研究就会对文学活动中其他文学对象造成遮蔽。比如诗文正统对词、戏曲和小说等形成的压制;文言文系统对白话系统形成的压制;在崇尚阶级斗争为“重大题材”的秩序中,“茅盾自然是比老舍更重要的作家。而京派小说家和张爱玲等在40年代所倡导的‘日常生活’的美学,也必然受到抵制”瑏瑨。比较“打工文学”和王朔的“痞子文学”的不同遭遇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同是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兴起并反映中国城市化生活的文学题材,为何“打工文学”被遮蔽而“痞子文学”凸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打工文学”的“美学合法性”长期受到质疑。早期“打工文学”作品因主要发表在面向市场的“打工杂志”上,一度被认为是没有文化的“地摊文学”。而王朔的处女作《空中小姐》发表在主流文学的权威期刊《当代》,随即又获得《当代》颁发的“当代文学奖新人奖”,其文学创作由此获得主流认可的“美学合法性”。

1980 年代的文化娱乐活动单一,审美相对均质,“经典诗学”观念比较容易获得受众的普遍性认同。久而久之,人们会产生认识的错位,把主流文学圈的“审美权力”判断和文学的“自然性”“合法性”等同起来,并在“经典诗学”观念下将固化的文学文本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以试图探求文学内在的本质规律或文学的“自然性”“合法性”。然而这只是一种相对的文学的“自然性”“合法性”,它在一定范围内有效。至新世纪初,“随着都市大众文化多元化发展、审美群落化现象的出现”,人们对主流文学圈“审美权力”判断的认同感才越来越弱,终于爆发式地呈现出不同审美群落之间的文化冲突。

 “审美权力”多元化时代的来临

主流文学圈对代写当代文学毕业论文“经典化”的焦虑,其实和自身“审美权力”的认同感被削弱有关,主流的“审美权力”越来越受到来自不同文学群落的审美判断的挑战。在各核心期刊或者一般期刊上我们都能看到代写文学毕业论文大论战。

2011 年,中国文学已“六分天下”被王晓明正式提出,“中国大陆文学版图由‘纸面文学’和‘网络文学’各占一半,其中又划分出‘盛大文学’模式的文学产业、博客文学、严肃文学,以郭敬明为代表的‘新资本主义文学’等等”瑐瑠。这个文学版图格局还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它反映的文学现实让文学界不得不正视,“当纸面的‘严肃文学’在整个文学世界中的份额持续减少的同时,这个文学世界的版图,却是在逐步扩大的”瑐瑡。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主流文学期刊销量的急剧下滑,“1990 年曾经征订数突破百万的文学期刊的订数猛然下降到十万左右或不足十万”瑐瑢,即便像《人民文学》这样的国家级文学权威大刊,在“1992 年订数仅有10 万多份,相对于1980 年代初期的150 万份的辉煌业绩”,处境非常尴尬。以至于1990 年代初期“文学终结”的呼声高涨,有关“文学死了”的余绪影响至今。同一时期,其它的文学种类却在萌芽、生长,慢慢地占据了中国的文学版图。新世纪初,新的文学种类终于通过互联网浮出水面,其审美多元化格局越来越明显,特别是2006 年几组标志性的文学事件,更是不同文学群落之间剧烈冲突的集中性爆发。

事件一:2006 年,作协体制内的作家洪峰在街边“乞讨”,声讨文化局欠发工资。同年《南方人物周刊》做了一个专题《写小说,挣大钱》,副标题是“网络文学的黄金时代”,专访“天下霸唱”“当年明月”“孔二狗”“血红”“慕容雪村”“赫连勃勃大王”等当红网络作者。两起事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呈现出不同的文学生产机制下的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世界”。

事件二:2006 年初,以“80 后作家”韩寒和评论家白烨为中心,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轰动文坛、牵涉多人的文学论战“韩白之争”。这场论战的导火索是评论家白烨认为,“‘80 后作家’写的东西还不能算是文学,只能算是玩票”,并点名批评“80 后作家”代表韩寒的作品“越来越和文学没有关系”。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他们很少在文学杂志亮相,文坛对他们不了解,他们‘进入了市场,尚未进入文坛’。”此番评论引发韩寒的反击,他在新浪个人博客上回应“文学不文学,不由文坛说了算。文坛是个屁。”双方在博客展开的论争迅速吸引了韩寒的粉丝及一批文化人的围观,随后双方“亲友团”的互掐更将这起论争演变成为一场“文学混战”。归根结底,这起论争的焦点在于双方阵营都坚守各自的文学理想,对彼此间的文学审美观念不认同。

事件三:2006 月,陶东风在其新浪博客发表文章《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以《诛仙》为例说明当下玄幻文学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的最大特点是“专擅装神弄鬼”,引发《诛仙》铁杆粉丝的诸多不满。随后《诛仙》作者萧鼎在其新浪博客发表回应文章《究竟是谁在装神弄鬼?

回陶东风教授》,称“我的书,原也不是因为要给教授看完给于评语并获得所谓认可而写的……先别说代表那大过天的中国文学,在我看来,《诛仙》只是一部得到许多朋友喜爱的作品而已。”此次“装神弄鬼”之争,没有演变成类似“韩白之争”的文学事件,然而在文章评论区仍不时可见其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声音。

从这三组文学事件中可以发现,这些争论显示出的是不同的文学审美评判标准和文学观念的冲突,特别是主流文学批评家、研究者和新生的原创网络文学群落之间的观念冲突。当下正在兴起一种令主流文学圈望而生畏的力量“大众粉丝”,无论是“写小说、挣大钱”的网络大神,还是韩寒、萧鼎等人,其得意、“狂傲”的资本背后正是“粉丝文化”和“粉丝经济”。当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用“经典诗学”的观念来解释当下的文学生产活动,运用文学“审美权力”对作品从诗性品质和审美层面进行文本分析并作出价值评判时,显然新生代作家及其粉丝并不认同这种“审美权力”的判断,其创作也好,阅读也好,并不遵循主流文学圈的审美判断逻辑。这些被都市流行文化、新媒体文化喂养的“80 后”“90 后”甚至“00 后”们,拥有一套自身的审美观念,其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不买账”姿态往往令许多主流文学界的批评家和教授们“瞠目结舌”。“粉丝文化”中的作家和受众们确实没有进入主流文坛,但他们在自己的文学版图上插个旗子,主张、标榜着他们自己的文学“审美权力”。

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主流文学圈和以“80 后”为代表的网络文学作家的碰撞中。“打工文学”被纳入主流文学圈的过程便是非常值得回味的个案。王晓明在“六分天下”的中国文学版图中,也很难说清“打工文学”究竟属于哪一种文学类型。它既不是很“纯”的严肃文学,也很难说是“新资本主义文学”,与当下时髦的网络文学相比也似乎有差距,但它的确是真实存在的文学群落。1980 年代中后期到新世纪初,“打工文学”以打工杂志为载体在珠三角都市流行文化中红极一时,拥有自己的读者、受众和“粉丝”圈。新世纪以来,打工文学逐渐获得主流文学“审美权力”的认可,进入主流文学的殿堂。有意思的是,打工作家大部分对自己作家身份前面冠以的“打工”二字感到不满,认为是主流文学圈的一种“歧视”。在渴望文学成就得到认同的他们看来,在“作家”面前加“打工”二字,是主流文学圈并未完全真正地将他们这群由“打工仔”身份转化而来的作家融入自己的群落,仍然是一种不认同的姿态。而打工作家存在的这种认识,一方面,可看出他们对被主流文学圈认同是非常在意的;另一方面,他们觉得主流的“不认同”还表现在对其作品文学性和审美性的贬低和批评。比如当南帆提出“打工文学需要深化”时,激起了部分打工作家们的反驳“‘打工文学’不需要深化”。在走向主流文学的过程中,出于生存的考虑,一部分打工作家认同了主流文学圈的“审美权力”,但并不认同主流的文学评价标准,尤其是僵化保守的文学评价体制;另一部分打工作家在置疑中逐渐将主流文学的承认置之度外,走上了商业文学和网络文学的道路。虽然“打工文学”没有完全被纳入主流文学圈并走向了分化,但对主流文学圈“经典诗学”观念下的评判体系表示出的失望是须要重视的。

主流文学权威的“审美权力”也在“粉丝文化”时代逐渐失效,以追求“纯文学”或“严肃文学”为己任的主流文学再也无法重现1980 年代“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轰动效应。

其中一个事实是面对当下,尤其是新媒体时代新鲜而复杂的文学经验,传统“经典诗学”观念和文学理论的解释力越来越捉襟见肘,甚至文学评论界常常被批评处于“失语”状态。王晓明对中国文学“六分天下”的划分可能并不准确,但为方便认识研究对象提供了一种“法门”。笔者认为,当下的中国文学再不是铁板一块,越来越多“非主流”文学现象正带着各自的审美趣味和主张不断来袭,文学评论界在“粉丝文化”时代,对任何文本作出的价值评价都要非常小心,不能因理论很多就“强制阐释”或做“无效阐释”。

 “文化现场”:一种新范式的思路

“互联网”时代基于文学和影视、游戏、动漫等产业的跨界整合,给代写文学毕业论文带来了多种可能性。当代的中国文学版图还在变动中,人们没法预料未来的文学样态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但可以想见,未来对当下文学史的写作会非常困难。如果继续用“经典诗学”的观念对当下主流文学圈自身的文学审美的“合法性”进行“经典化”,并将其串连到文学史的“作品链”上,那么,当下文学鲜活的异质多样化元素将会被遮蔽,久而久之将形成自我封闭的小圈子,无法在公共话语平台实现有效的交流,基于自身审美立场的文学史“经典”评价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活动来说就没有意义。

面对当下复杂多样的文学版图,文学研究该如何切入呢?

在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以往的文学史观。高小康曾提出文学史应该是“作品链和叙述语境发展演变的历史”瑐瑥,提醒我们要关注文学作品链背后的“活动史”,并认为“文艺理论研究需要从经典的、普适性的理论观念到非经典的多样性理论观念的转变”瑐瑦,建立一套“非文本诗学”瑐瑧。为此,笔者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文化现场”的思路,以探讨一种新范式的可能性。所谓“文化现场”是指对文学活动的各方面进行整体性考察分析,从文学文本拓展到文学发生的现场。

“文化现场”有点类似于“文化考古学”的思路。当器物发掘出来时,考古学家不仅仅关心器物的形制、花纹、材质、审美、年代等方面的问题,还须要关心器物发现时的位置位于哪个“文化圈层”等问题,并用“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器物在它被使用的年代如何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以此深入到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历史断面。如果把文学作品比作考古器物,“文化现场”思路下的文学研究不仅要关心文学文本本身,也要对文学文本诞生的环境作整体性考察,而不是急于用自身“审美权力”的判断对文本作出价值评判。对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文化现场”。

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文化现场”的思路意味着把文学关注的对象从少数固化的文本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文化现场”思路下的文学研究的对象不再限于主流文学圈的严肃文学或纯文学创作,或是获得主流文学“审美权力”认同的文学创作,而是抛开“美学合法性”认同的偏见,关注当下中国文学版图中最大的“文化现场” 所有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和文学创作活动。正如韩寒、郭敬明等“80 后作家”,不论他们有没有进入当代文坛,有没有获得主流文学圈的接纳,其文学创作活动不可否认的是当下文化现场的一部分。此外,还有正在形成的一种“互联网”时代的文学,无论是“盛大文学”,还是收购到腾讯旗下的“阅文集团”,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发生颠覆性的变革,文学正从封闭的个性化写作转向为读者、粉丝写作,构成了庞大的文学产业链,文学更倾向于“文学产业”,而不再是古典文学时代精雕细琢的传统工艺。

其次,就研究范式而言,“文化现场”的思路要求我们从以文本、理论为中心的静态研究转到对文本诞生的历史环境、文学生产等“现场”的动态研究。这不等同于文学史教科书上简单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等泛泛的交待,而是深入到具体的文学活动的内在机理中,把文学活动当做产业来看待,留意其一整套的运作机制和运行环节。作家进行“文学生产”时,其文本内容、传播渠道、文学受众(包括普通读者、粉丝和批评研究者)以及所有环节背后的文学生产制度,加上文学的社会文化语境,便构成了文学的文化生产机制。以往的文学研究中,人们只关注那些浮出水面的经典之作。因为“经典”评估体系对“商业文学”的蔑视,商业小说等只能是“稗官野史”。如中国古典文学史中的“唐宋八大家”都是将政治才华“售与帝王家”的官员,其余的大部分作家也都不是专职从事写作的“业余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研究都忽略了创作者是如何生存的,好像作家不需要吃饭,不需要养家糊口。情况到今天发生了逆转,在纯文学时代是生产决定消费,而受众时代则是消费决定生产。如《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学源头的经典文本,同时也是西方古代的“口头消费文学”。如果说纯文学时代的文学卖场是以主流纯文学期刊为平台的“供销社”,受众时代的文学卖场则是以各种新媒体为平台的“文学超市”。文学生产机制的变革,带来了“文化现场”各个环节的变化,这就须要研究者对各个环节进行分析观察而后形成整体性的研究。

最后,就研究理论和方法而言,“文化现场”的思路意味着须要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相结合,从经典文本分析与理论阐释方式转向跨学科的研究路径,大胆借鉴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文学社会学和媒体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当前,有学者担心文学边界过于扩大而失去了文学的本质属性。从西方文化研究的发展趋势来看,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最后都被各个学科“收”了回去,不但没有丧失自身的学科属性,反而使研究思路和视野更加开阔。

比如文化人类学研究强调“现场”的田野调查,本身就暗含着价值中立的立场,即研究者对自身所处的价值立场和文化观念保持审慎的检视,不以自身的文化规范和价值尺度来评判他者或要求他者,而是跳出自身立场的局限,以一种“理解”和“同情”的态度来看待研究对象。从当下中国“文化现场”的发展趋势来看,“粉丝文化”时代已经来临,用传统理论阐释文本的研究方法已经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比如玄幻仙侠小说《花千骨》,单从文本本身看不出有何过人之处,甚至连它的部分粉丝都批评其语言、文笔粗糙,情节幼稚,过于“玛丽苏”,但还是阻止不了该小说在网络的红火,以至于改编的同名仙侠剧在电视台还未播完,就在优酷的网络点播中超过两亿次,一时成为“现象级的优质内容”产品。“互联网”时代的跨界整合已经成为时尚,如果不寻求文学研究方法的新突破,文学研究者将无从下手,更不用说和当下文学进行有效的“沟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文学的自然美学的“合法性”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而文学“经典”的形成过程实质是运用“审美权力”对文本作出的正确价值评判。“文化现场”的思路并非简单地否定“经典诗学”观念的文学研究方式,而是在原有观念和方式的基础上,拓展当下文学研究的视野。

面对当下中国文坛“审美权力”多元化的局面,当下的代写文学毕业论文研究最紧迫的不是寻找“经典”并急迫地进行审美价值评判,而是研究当下的中国文学究竟发生了什么?或正在发生什么?作为文学研究者介入当下文学生活的一种方式,我们不仅要关注这些文学文本为何在这个时代流行,也要关注这些文学文本在这个时代流行的发生机制。

注释:

陈美兰:《当代文坛的“经典化焦虑”》,《长江文艺》2014 年第期。

②④⑤王乾坤:《经典谁说了算》,《读书》2015 年第期。

瑐瑥高小康:《作品链与活动史对文学史观的重新审视》,《文学评论》2005 年第期。

Benton TCraib L.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The philosophicalFounations of Social Thought. New YorkPalgrave2001. P80 -90.

⑦⑧ [德]康德:《审美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74 页,第50 页。

http/ / wenku. baidu. com/ view/1060319b51e79b896802261d. html2011 -06 -09

瑏瑡瑏瑢曹顺庆:《话语权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3 年第期。

洪子诚:《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中国比较文学》2003 年第期。

高小康:《文学想象与文化群落的身份冲突》,《人文杂志》2005年第期。

王晓明:《六分天下:今天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11 年第期。

陈祖君、王立新:《论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1990 年代文学期刊》,《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期。

李明德:《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期刊研究》,兰州大学2006 年文学硕士论文。

何真宗:《“打工文学”不需要深化》,http/ / blog. sina. com. cn/s/ blog_4b52a3510100e75q. html2009 -08 -19

高小康:《文艺生态与文艺理论的非经典转向》,《文艺研究》2007 年第期。

高小康:《非文本诗学:文学的文化生态视野》,《文学评论》2008 年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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