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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论文代写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文化现象反思
作者:http://www.365dxlw.com 日期:2017/5/9 8:54:52 点击: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设立于1981 年,由中国作家协会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主办,是专门针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设立的奖项,1994 年第五届评奖时,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乌兰夫题写“骏马奖”三字,被正式作为其名称。迄今为止,全国少数民族创作“骏马奖”已成功评选了十一届,实现了55 个少数民族均有作家获奖的历史性突破,同时一些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如张承志、乌热尔图、扎西达娃、阿来、石舒清也借此为文学界所熟知并且成为在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作家。可以说,“骏马奖”体现出新时期以来我国的少数民族文艺政策,参与着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和话语建构。然而,从以往十一届评奖来看,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还存在一些需要反思的地方。

 审美标准模糊与运行机制不够透明

从历届“骏马奖”的评奖运行和结果来看,该奖一直在努力完善评奖机制,单从奖项设置上来看,第一届单项奖完全根据体裁来设置,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长诗、短诗、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等类别;第二届增设了评论和翻译两个奖项,并于各类别奖项之中分设了一、二等级,自第三届起各体裁分别以作品集的形式评选,而单篇作品中较为优秀的可以于“特别奖”中参评,且增设“新人新作奖”;第九届增设了“人口较少民族特别奖”。这体现了该奖在三个向度上的追求:第一,增设评论奖基于对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的关注,说明该奖试图在以本身所具有的物质奖励和象征资本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行鼓励引导之外,同时呼吁理论家有效吸收多学科的批评理论,以专业性的理论参照和评论解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指导;第二,增设一、二等奖,后来改为以得票多少排列获奖作品顺序,体现的是该奖的精品意识,明确评委对作品的选择认同度,以期用更为鲜明的姿态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予以判断和估定;第三,“新人新作”奖、“人口较少民族特别奖”和“翻译奖”的设置是基于更好的实现其作为国家级权威奖项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所应具有的平衡和调控功能,注重提拔新人,关注文学发展的新生力量,同时关注特殊民族的语言文字和文学创作,对于少数民族母语文字的流传具有文化学和民俗学意义上的贡献,而对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格外关照,对刚刚告别千百年来没有自己书面文学和书面文学作家历史的少数民族而言,更具有文学史与文化史的重要意义。“骏马奖”对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笔者认为,在以下几方面,还有可以完善的地方:

第一,评奖标准不够明晰,审美倾向性和指向性不太清晰。诚然,由于文学本身所具有的丰富的审美特质,以及评委众口难调的审美趣味,要在文学作品的评选中实现绝对准确和权威的“零争议”是不可能的,但是作为文学奖项应该有较为明确的标准,而“骏马奖”虽然针对“评奖标准”有四条字数不少的规定,涉及文学作品包括的思想主题、艺术品位、民族特性和审美丰富性等各个方面,但是这样面面俱到的宗旨和标准设计却表现出相互抵牾的冲突,既强调民族特色又注重多样化、既强调传统文化特质又关注当下生活,这样的标准导致的结果可能是:评奖标准太过追求全面,缺乏可操作性。于是莫衷一是、难以化解的局面在所难免,这就加大了评选工作的难度,同时也可能影响到评选结果的权威性。

文学评奖不应该只是对评选年度内发表或者出版的相对成熟的作品进行评选,而是应该具有深层的选择,要从中折射出主办方和评委的审美选择和文化寓意。作为针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骏马奖”的立意显然在于促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发展,笔者认为可以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民族特色的关注上,而不是目前所显示出来的,只要是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任何类型的作品,只要技术和思想上比较成熟都在入选范围之内。“骏马奖”应该对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和文化风俗的作品有更为明显的倾向和侧重。

第二,评委组成不够科学。纵观骏马奖的评委组成,显现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委担任领导职位的人员担任评委主任;二是中国作家协会(包括各省自治区作协)工作成员较多,这在第九届评委组成中体现尤为明显;三是评委组成中专业化文学批评家或学者较少。

关于评论与评奖之间的迥异,李建军指出:“如果说,评论是一个充满严密的逻辑性和充分的事实感的理论行为,是一个用持之有故的方式说服人的过程,那么,评奖就是把一群人的各各不同的趣味、意见和选择,化约为一个平均数的过程,而在这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评委都具有同样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结果势必是按照那些最有影响力的意见或者潜在的规则来做最终的选择。”笔者认为,“骏马奖”在评委组成上可以增加文学批评专业研究者的参与,让具有较高理论涵养并全面掌握创作前沿状况的学术性研究者更多地参与其中,从更为深广的文学史系统,观照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有效提升获奖作品的文学权威。

事实上,“骏马奖”组织者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积极进行了变革,从第十届起开始实行由长期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研究者、组织者和翻译家组成的49 人大评委制,对过去的评委构成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

第三,评选过程透明性和公开性不够。2008 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试行条例》的“评奖纪律”中明确提出“为确保评奖的权威性与公正性,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要坚持评奖标准,逐步实行评委名单公开、投票过程公开以及评委评语公开制度。每一评委或评委会集体要对获奖作品分别作出简短的评价,评奖揭晓时公之于众。”但是就已办的十一届评奖来看,具体的评奖过程还呈现出相对隐秘化的特点,公之于众的还局限于评奖通知、评选结果以及颁奖典礼包括获奖作家代表感言,而评奖的具体程序操作以及作品所得投票数目则不得而知。比如,茅盾文学奖评委成员偶尔有人撰文讲述评奖出现的问题、解决方式以及最终评选的依据,对关注者进行了一定的解释和说明,但是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则少有评委公开谈及评奖的具体操作,即便有媒体采访到评委,如《贵州都市报》刊登了对第九届评奖评委阿来、艾克拜尔·米吉提、扎西达娃、尹汉胤的访谈,但是评委仅对获奖作品进行了评价,并对呈现出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评论,对于评奖操作中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途径则未置一词。笔者认为,作为全国性的大奖,如果多途径展示评奖的透明化,既能增加公众的信任度,也可以增加获奖作品的影响力。

 民族特质淡化与文化张力不足

新时期以来,在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评选中,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也多次入选,李准的《黄河东流去》、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以及阿来的《尘埃落定》先后获得第二、三、五届茅盾文学奖;而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叶广芩的《梦也何曾到谢桥》以及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在第一、二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也榜上有名。除了《黄河东流去》的构思和写作“没有任何契机可以将写作与母族因袭给作家的集体无意识相维系”、邓一光的“军旅作家”身份和鬼子否认母族仫佬族对其创作有所影响而外,其他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均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质。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从充满回族文化意蕴的场景和仪式出发实现了对生死的参悟,其中在坟院的冥思充分体现了回族文化对内心世界的坚守和捍卫,缄默的生活姿态是对陌生扰攘和勾心斗角的外部挤压的对抗,老人不确定的对未知和终极意义的追问亦是求索心灵的突围;而在耶尔古拜这一“搭救亡人”的回族风俗更借助对老牛的人格投射和神性塑造为人提供了一种精神超越的可能性,最终传达出对个体生命对生与死的哲学性思考;而霍达、阿来和叶广芩的作品则关注到了本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处境,投射于创作主体方面,即:作品表现了少数民族作家在现代文化和民族文化双重体系之间的两难情结。在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中,作者对回族清洁和进取的民族精神充满了赞美和热爱,但是人物对伊斯兰教规的遵从却造成了现实生活中子辈的情感和婚姻悲剧,显然作者的悲情叙事是以一种开放的主动的姿态对回族文化进行了理性的审视和重构;叶广芩的《梦也何曾到谢桥》中具有家族意味的矜持和庄重既是人物所选择的生活态度,也是满族文化的表现状态,从历史上的尚武崇力的皇家文化,到萎顿零余的市井生态,其中体现出作者对特定文化失落的忧伤,一方面作家清醒看到了本民族文化在当下状态中不合时宜的一面,于大处表现为人物无法和现实时代合拍,于小处表现为人物在贫苦之境中依然讲究礼节;另一方面作家又真诚地希望本族文化能重新被激活,传承下去,其中渗透着浓郁的文化忧患意识;阿来的《尘埃落定》则是以藏民族特有的思维、认知和表达方式借助对康巴土司制度由盛而衰而亡的过程的叙写,完成“一种寻找,一种置身岁月河流中的感觉与发现,一种以宁静的心态面对人与历史的命定”,其中充满了藏传佛教影响下的神秘性、悟性和先验性。显然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是注重文本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密切联系的,几位少数民族作家从本族文化出发,在现代的文化背景下,思索少数民族独特的历史和独立的生存状态,且并置于中华民族的参照系中,“还将中华民族置于世界各民族这个人类圈中,力图勾勒出所有民族在寻求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现代性契合的过程中所必经的共性意义上的矛盾与尴尬,展示在战争与文明、传统与现代决斗中人性的复杂和人生的困惑,启迪人们领悟到‘重塑民族魂’应当是……整个中华民族所共同面临的历史抉择。”作为专门面向全国少数民族作家设立的“骏马奖”则比较淡化作品自身的民族性,大量的获奖作品几乎难以发现与本民族有关的叙述,民族特色被其他的特质所取代,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主题先行的关于启蒙理性的言说遮盖了作者的主体意识。比如在董秀英的《马桑部落的三代女人》中,小说的叙述受制于简单化的关于妇女解放的理念(读书等于独立,独立等于解放),情节设置上比较平面、单调,缺少女性作家的细腻和民族特色。钟铁夫的《女人无泪》,对女人生活命运的展示最终统摄于妇女解放和独立的主题,有论者曾经认为,这种情况是“由于一种归属性思维:

归属于政治模式或者汉族小说的模式”,此类小说创作寻求的是一种与“理念”想契合的生活表象,而不是从民族生活、民族历史和文化心理的角度来理解和表现生活。

第二种情况是,人类寓言的写作虚化了写作对象的民族身份和文本背景的民族风情。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中有意摆脱本土或民族的视域,把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作为写作对象,从而表现出一种超越具体文化范畴及价值观念的普遍人类共同困惑的主题。比如王华的《雪豆》通篇充满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荒诞和夸张,从中的确可以看到人类在生态破坏和失落家园之后的困境和压力,但是却丝毫看不到作者仫佬族民族表达的痕迹,如果民族性向世界性的靠拢最终失却了其本身,这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和警惕。

第三种情况是,自在性的写作选择规避了民族意味的彰显。比如肖仁福的《箫声曼》虽然涉及到民间艺人、故事轶闻以及景迹传说等不无神秘的浪漫主义叙说,具有冲淡恬远的审美特质,但是更多表达的是作者对渐行渐远的乡情和乡思的怀想和悼念,缺少有意识的文化自在性;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则以深刻的苦难意识和强烈的生存关怀显示出了文学的现实指向性,表现的是作者对苦难人生的理解以及对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于晓威的《L 型转弯》以智性写作的姿态深入人性的深处,关注现代都市人的心理症候和精神疾患,注重的是“对人性的隐秘窥察与对生命真实的人文抚摸”。这些少数民族作家自身的创作个性不以民族性的表达为目的和追求,其作品中几乎没有关于其本族文化的痕迹。

虽然说,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未必一定要表现民族特质,但是,从少数民族本身来说,其文化的表达和传承无疑需要少数民族作家担当言说和传播的角色,从美学的角度对民族民俗中的差异性和个性色彩进行观照;而从非少数民族(包括汉族和国际)群体方面来说,读者和研究者希望能够从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中获得独特的阅读感受和美学收获。少数民族作家预先承受着一种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和先在期待。所以,对于真正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而言,他们虽然不可能以一种纯文化的理性批判完成重构民族文化的目标,但是在强烈的民族热忱的驱动下,选择一种审美视角的同时如果能努力实现文化的多元认知,其创作就不只是简单的文字表达了,而成为具有本民族人文色彩的深层文化思索。

不可否认,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作为文学机制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发展的引导作用巨大,作为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激励机制和对国内外读者研究者的展示窗口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媒介作用,其主要的价值选择应该偏重于表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多元结构,表明少数民族文学居于边缘地位却坚持社会责任,注重民族传统并能与时俱进,珍重本族文化并觅求世界性的努力和愿景。

 现实表达的匮乏与乡土叙事的依赖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几乎涵盖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比较出色的作品,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然而,从已经获奖的文学作品来看,也突出表现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问题:

第一,少数民族作家对历史的追忆多于对现实的表达。

从目前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成果来看,少数民族作家对过去生活的兴趣多于对当下生活的关注。在新时期初期,少数民族作家用对本民族革命历史的叙述充实了中国革命的完整性,同时在对政治风云战争史的再现之中,少数民族作家完成了自我身份的建构和历史言说的参与。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作家对历史的关注一直兴味未减,原因有二:一是对少数民族而言,要真正进入本民族的内部,只能回溯到历史之中,当下的日常生活已经日渐褪去族群的性质,而代代流转的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残片之中则充满了族性的意味;二是寻根思潮的出现及影响,少数作家亦从民族历史深处对传统意识和文化心理进行挖掘,将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两相融合,寻找激发生命能量和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源泉和根砥,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主体意识成为“重塑民族文化”的诉求。少数民族作家对历史的钟情源于对历史文化场的迷恋,并附以作者独特的感性想象,将历史“寓言化”、“生态化”、“文化化”,“民族认同往往锁定在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身上。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被提炼为文化符号,发挥认同的对象物的功能。”如阿来的《尘埃落定》和朱春雨的《血菩提》等作品在社会视角、文化视角和人性视角方面寻找到了一种协调和平衡,确实为如何进行民间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民族精神的重塑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但是,新时期以来日新月异的社会经济形势对少数民   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文化现象反思族同胞心理和情感造成的震撼和影响,显然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表现还远远不够。阿来在访谈中曾经提及这一点:“现在少数民族作家……静止描绘过去已有文化的比较多,但是考虑这种文化受到现代社会挑战,怎么样融入到现代社会主流当中去的东西比较少,所以就会显得思想力度要差一些……”少数民族作家的这种创作视线大多集中于两个方向:一是深入民族文化内部,即回溯至历史中进行叙述;二是面向主流文化或者人类母题,以与汉族作家同样的视野进行创作。与此相对,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较为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的当下生活就被创作者忽略了。

少数民族传统的生活习俗遭遇现代性带来便捷的同时,对寄生于旧时生活方式的民歌、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以及婚恋方式有什么样的冲击?代代相传的信仰在当下的思想大转型时期有着怎么样的反应?不断扩散的消费文化与古朴的民族性相遇,会有怎样的相互作用?少数民族作家应该用他们的作品探照当下生活中,本民族在外部冲击下的精神状态和内在世界。

第二,少数民族作家创作中乡土题材较多,缺乏城市题材的作品。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即涉及本民族生活的作品多是乡土题材,而观照都市生活的作品则基本上脱离了民族的视域,真正对都市生活环境中的少数民族人们的生活进行叙述的作品很少,目前几乎只有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表现了生活于北京的回族家庭三代人的命运和遭遇,而对更多的少数民族成员在都市中的生活,包括城市居住区域的亚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整合等,未受到充分的关注。

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商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比较迅速,据有关资料显示:2007 年中国的城市数量达655 个,比1978 年增加462 ,与之相随人口的都市化速度也比较快,由于工作、经商、学习等原因,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成员从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入都市生活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从而成为城市中的少数民族居民或者准居民。当然随着他们日益理解和接受城市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特别是都市快节奏生活中的时效观念、竞争观念和商品意识,他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必然会发生变化,但是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观念,包括世代流传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毕竟不可能与都市文化完全一致,那么在新的生存环境即城市之中,仍然保持着本民族某些习俗和信仰的少数民族成员如何面对外在条件的变化和内在心灵的调适,这其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少数民族作家有很多一直致力于反映少数民族生活,显然都市中的少数民族群落不应该成为被忽略的题材。

 结语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相对于新时期产生的少数民族小说的数量而言,能够获取国家级奖项的作品可谓少之又少;而相对于每届产生的为数众多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品而言,能够在国内国际平台崭露头角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和少数民族作家都应对此有所反思。反观目前影响比较大的少数民族作家如霍达、阿来以及张承志,或者以“民族的眼睛”观照世界或者以现代意识烛照“民族的精神”,他们的作品介入了其关于本民族历史和现实的表达和思考,但是最终的旨归又不局限于对本民族的视域,这无疑是他们取得重要影响的原因之一。因此,旨在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和志在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建构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家要想获得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文化认同,还可以对“骏马奖”引导作家创作导向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注释:

李建军:《我看文学奖》,《文学自由谈》2009 年第期。

吕豪爽:《文化超越与审美创新中国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精品论》,山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47 页。

周政保:《〈尘埃落定〉:人与历史的命运》,《民族文学》1998 年第期。

徐其超、吕豪爽:《昭示与启迪茅盾文学奖之少数民族获奖作家作品论》,《民族文学研究》2005 年第期。

尹虎彬:《从文化的归属到文化的超越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主题意向辨析》,玛拉沁夫、吉狄马加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1949 1999·理论评论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版,第377 页。

傅小平:《今天作家肩负更艰巨的启蒙》,《文学报》2006 1130 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版,第53 页。

本报记者:《相信他们当中会出现大师》,《贵州都市报》2008 年11 月18 日。

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三十年报告:城市社会经济建设发展成绩显著》,中国网2008 年11 月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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